【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十、逃离魔都）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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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魔都
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心里有种茫然空荡的感觉，觉得失去了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在父亲病重的十个月里，我的神经每时每刻都绷得紧紧的。除了父亲的病，公派出国被取消、公安局“请喝茶”、和迪特的地下交往都让我的困境雪上加霜。我觉得自己太累了，吃饭睡觉不正常，大剂量的体力消耗造成身体消瘦。体累心累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就连原来迫不及待想出国的激情似乎也淡漠了。
我想好好地上班，好好地学德语，好好地和迪特交往，好好地陪伴伤心至极的母亲，好好地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中去。父亲的去世让我真正认识到人的生命之短暂和珍贵；人活着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是何等的重要。活着就是幸运的，决不能放弃努力去追求理想中的生活，不管这种追求最终是否成功。父亲只活了五十六个年头，他的死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的生活笼罩在阴影之中，笼罩在一种我无法摆脱的阴影之中。
在家里，父亲去世后家里经济上很受影响，弟弟扬群和小妹小群当时还在上大学。不管何时何地，全家人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准则。上学、买书、提高文化艺术上的修养都需要钱，从老外婆活着的时候就列在家庭开支的第一位。我身为长女便和母亲、大妹依群一起挑起维持家庭、支持弟妹上学的重担。除了看书，我放弃了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我觉得日子过得很慢很艰难。
在工作单位里，自从出国名单上划去我的名字后，领导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似乎我是个犯了什么错误的人。加工资时，我又没轮上。
去锦江饭店找特迪仍然要填会客单。公安局虽然不用去了，但内控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在我的档案中，有“此人涉外关系复杂，不适宜出国。”之类的批语，这是知情人士说漏嘴后传到我耳朵里的。
我有种被社会抛弃、但又是被监控着的感觉，好像稍有闪失，随时随地就会被生擒活捉、拉去开了刀。我又想到了去德国上学的事，也许这真是唯一能改变我的命运的一条路。
我去有关部门打听申请出国护照的手续，结果让我惊吓不小。申请护照之前先要由我工作的单位开证明，证明我守法守纪、爱国爱党并同意我出国。之后，要去街道里弄开证明，同前一个内容相同的证明。过了两关后，申请材料送去公安局审批......我听到一半就跑掉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这样的人是绝不可能拿到护照的，我也根本出不了国。
回到家中，我失魂落魄地倒在床上，脑子里一片黑暗。我想了很多，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末日。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迟早又要去公安局报到，也许就出不来了。想着想着我突然想到了父亲生前好友，在公安系统工作的S伯伯。我从床上一跃而起，风风火火地给他打了电话说有十万火急的事要请他帮忙。
我将我的处境如实告诉了S伯伯，请求他帮助我拿到出国的护照。S 伯伯一声不响地听完我的讲述，满脸严肃地对我说：“孩子啊，你走在很危险的路上，怎么弄到了这个地步？不应该啊！看在你死去的父亲面上，我帮你这一回吧。”
几天以后，我从S伯伯手中接过了我的护照。对于这本护照的申办过程，我一字没问 ，S 伯伯也一字没提，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孩子啊，”S伯伯又是一脸的严肃，口气很沉重地说道：“我只能帮到你这一步，下面的事就要靠你自己了，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
迪特曾经对我说：“力群，我会尽一切力量保护你不受任何人的伤害。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同样也相信他会帮助我尽快地得到赴德国的签证。
迪特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关系很好，尤其和当时主管签证的官员茜伐丝夫人的私人关系很不错。他为我办了新的经济担保书，拿了我的护照去找茜伐丝夫人，并要求跳过漫长的、复杂的办证时间和手续。茜伐丝夫人吃惊地问迪特什么人值得他亲自出马来办签证，“迪特，你了解这个中国女人吗？值得为她如此大动干戈？”迪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中国未婚妻，她必须尽快离开上海。请您帮助我！”外交官很会听字听音，茜伐丝夫人没有再追问，收下了我的护照和申请签证的表格。
在等签证的同时，迪特通过他在香港的同事为我订好了从香港飞法兰克福的机票
几天后，迪特为我从德国总领事馆取回了附有入境许可签证的护照并关照我尽早飞香港。
我的干妈在香港住，因比我母亲大几岁，我称他为“大妈妈” ，她叫我“阿贾”。大妈妈听说我要去德国留学就一再邀请我先去香港住几天。过渡一下，也好在一个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缩短不习惯的过程。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绪了。我日夜处在极度的紧张、兴奋、激动和疲劳之中，出发前一天我开始发高烧，但我还是决定按时飞香港，出国之事刻不容缓。
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清晨。迪特的车早早停在我的家门口。
去机场的路上，我坐在迪特的旁边，母亲和依群坐在后座上，我们三人一路上默默地流泪不止。在当时出国好比是充军发配，不知哪年哪月才能与亲人重逢。
在机场安全检查口，我与众人道别。我浑身滚烫，脸通红，眼通红，双膝发软，两手发硬。我昏昏沉沉地在想我要走了，走得如此匆忙，如此惶惶然。我没有时间去做我原来想好要做的事，没有时间告诉迪特我的心事。
在和迪特道别时，我真想好好地、紧紧地拥抱他，但众目睽睽之下，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们握手道别，我轻轻地说：“迪特，我爱你。”迪特紧紧地将我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他的胸前，咬了一下嘴唇点头说道：“我知道。”他似乎还要说什么，我先转过身，眼泪汪汪地走进了机场安全检查口。
飞机启动了，轰轰隆隆的机轮似乎在我的心上碾过。飞机腾空之时，我的心坠入茫茫云雾之中。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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